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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剩宴”张林海个展

  • 展览海报
  • 《沙盘系列》 张林海 140x190cm 2011年
  • 《沙盘系列》 张林海 120x160cm 2012年
  • 《沙盘系列》 张林海 120x160cm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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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沙盘系列》 张林海 104x147cm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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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沙盘系列》 张林海 154x254cm 2011年
  • 《沙盘系列》 张林海 180x70cm 2012年
展览时间:
2016-12-11 - 2016-12-18
开幕时间:
2016-12-11 18:00
展览城市:
国外 - 国外
展览机构:
印尼国家美术馆
展览地址:
National Museum of Indonesia Jakarta J1. Medan Merdeka Barat 12 Jakarta Pusat
主办单位:
印尼国家美术馆
承办单位:
新加坡当代美术馆 林大艺术中心
参展人员:
张林海
展览备注:
媒体支持:雅昌艺术网 VISION
媒体执行:唐诗含

展览介绍

《流星上的国王》

——我读林海和他的绘画艺术

作者:河上.高惠君


自然界里的每片叶子都是不同的,我曾经信奉这个所谓的科学常识很多年。后来,觉得这样说很荒诞。我说它荒诞,在于这个学说的不可验证性。从数量上说,没有人能够梳理完世上的叶子:有很多叶子在你刚刚看到的时候,它就已经凋落了。有些叶子则肯定不屑于被庸人把玩端详,它们有自己无法言说的历程和骄傲。不过,用叶子来比喻人的生命终始,倒是殊为恰当。

天法道,道法自然。其实,一叶即为自然。

说说张林海这片叶子吧。

喜欢林海,不光因为他是我心目中的杰出艺术家,还在于我喜欢阅读社会和历史故事的习惯,这个习惯让我看到很多人的精彩人生故事,林海即是如此。就我所知朋友的人生历程来说,林海是绝无仅有的特殊。并且,从我所了解的整个中国的高考情况来看,林海上大学的过程,也是相当罕闻具有传奇色彩的事件。如果任何人熟悉中国的近五十年历史,再参照林海的出生、成长历程加以勘照,就知道我丝毫没有夸张的意愿和心情。所以,如果有谁愿意探究人生如叶的真理,如果你不能剖析那么多普罗大众,那就研究特例,譬如林海。

谈到林海,绕不开他的疾病致残和因此而扭曲奇幻的人生。

如果把林海的生活和艺术历程梳理成可以概括的言辞,那么三个词会反复出现:灾难、救赎、奇迹。这些词纠缠在一起,彼为此生,无休无尽。在一个本可以平凡生活的人身上,靠时间勒刻出佛与魔、痛苦与幸福狂热漫长的争斗画面。

我偶尔漫无边际地想,也许林海的人生就是造化弄人的一个典型缩影。

林海,这个从大上海出生的一岁婴幼,被遗弃到太行山的涉县——一个极为贫困和干旱缺水的山区,涉县这个地方的贫穷不需要描述,你知晓一个事实就可以了解:因为买不起轻巧的铁皮桶,村民用编织的土筐糊上泥巴长距离担水——那重量可想而知;等到筋疲力尽把水担到家里时,刚刚迈进门槛,就累的撒手人寰。这是个欲哭无泪的真实,一岁的孩子也不清楚自杀是否能衬托自己的悲愤。

收养、照顾林海的老夫妻,现在都已经去世。如果可能,我愿意崇敬地说,他们是佛的使者。他们的善良可以让所有的平凡出现奇迹。

林海三岁时持续多日的高烧,挂着地主名分却以贫穷为唯一特征的养父,带着林海辗转的颠簸于乡村与城市之间,涉县、邯郸乃至北京儿童医院里出现的脓血不断的瘦孩与为治病而借债、卖房等所有的故事掺合在一起揉出来一个结果:因为脓血和感染股骨头坏死,一个正常的孩子已经变成了终身残疾。但是,连续近一个月的高烧,居然没烧坏林海的脑子,这也是个奇迹:也许老天觉得如此便不再有以后的精彩人生故事,所以创造了这么个奇迹。

以后的林海成长历程,从懵懂少年到青年,无数次的疾病反复发作和奔波治疗,病未治好,贫困更甚。对这个逐渐懂事的未成年人来说,除了苦难,就是不平等和随之而来的绝望。

关于平等这个词,和自由一样,是人类文明所崇尚的最基本而又高贵的目标。在所谓的新中国,平等和自由所代表的意义就像肺结核患者的痰一样被躲避和遮盖。农村和农民,城市和市民,在五十年代开始,迄今为止,已经完全显示了种群歧视与隔离的残酷威力。中国人的平等与自由,包括人们谋生与迁徙、医疗、养老及教育的公民权利,伴随着户籍制度、粮油供给制度的单方倾斜设计导致的城市与农村的巨大差别而完全消失。

“我发现在人类中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我称之为自然的或者生理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由自然规定的,存在于年龄、健康、体力和智慧与心灵特点的区别。另一种我称之为道德的或者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它取决于一种协议——它是载入法律的”(让-雅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在中国,城市和乡村完全是两个世界,所有的不公正即由此两个世界的设计不同而来。毛的国家发展政策是靠掠夺农业产值和剥夺农民、农村以补贴城市为基础的。农村的税赋非常重,很多农民辛苦劳作一年,其所得除了交国家统购统派的强征外,不够养活自己和家人。在中国,农民的贫穷是法律规定的。(到2010年的7月,新闻里你可以搜索,在中国的高等学府里一个学生的死亡引起了赔偿争论:赔偿金额指向此学生上学时是农村户口,而学校的赔偿精细帐是按照国家既定思维来的:城市与农村不同命亦不同价,差额明显的巨大。有多少人为这个学校和这个国家感到耻辱?我们对不平等似乎已经被动接受了)

最初,大上海出生的城市人林海即是从天平的一端被所谓的命运推到了另一端。然后,如卢梭所言,疾病又使三岁的林海终身残疾,形成了生理上的不平等。试问,世上有谁愿意尝试这样的变化呢?

疾病很恐怖,这个恐怖的幽灵还似乎注定了要纠缠林海的一生。我们只看疾病带给林海的一种境遇,就可大致了解林海一生背负着怎样的痛苦:三四岁和十几岁的林海,有过多次全身打石膏的经历——那是多么难以诉说的恐怖经历!如果你看武侠小说,无论正派反派,在威胁对方的时候,最顶级的酷刑威胁不是杀死或毒死对方,而是痒死。林海数次在病身上长期的石膏包裹,在恶劣的医院和乡村环境下,成了虱子跳蚤小丑的天堂,它们肆意地啃食、游戏于林海的瘦弱之躯并且傲慢地繁衍后代,那种痒和溃烂完全就是酷刑!那种痛苦,相信任何神经正常的人都会视为恐怖。能在这种折磨下生活下来的人,也很难让他人揣摩他思想的疤痕有多深,也许远超过地球上最深的沟痕——马里亚纳海沟。

由此,你再看林海画面里的孩童,一个个小精灵式的生命,他们甚至可以无翅飞翔!脱离苦海的愿望如此强烈,让一个年近知天命的生命舞者尚不想知道舞台的边界。

如果在贫穷、苦难的生活里还有任何可以慰籍林海伤痕累累的脆弱的心灵,除了养父母的慈爱和亲情,他找不到生命迷宫的出口。

“父亲的行动对儿子来说是指路人”(犹太教法典)。

林海父亲的形象,我们罗列多少关于善良的美丽词汇都是不过分的。但即使在那么贫瘠困苦且偏僻的山村,在浩劫的年代里也没逃过被批斗和侮辱,也在另一个角度深深地击碎了林海的自尊。

伤害有很多种,幼年和青少年的林海,几乎尝便了人间所有的苦果。而善良父亲的被游斗,那个背着他抱着他辗转奔波的父亲的被伤害,则如战栗的闪电击碎了林海心灵的脊椎。

让所有善良的心和人死去,似乎是我对文革十年结果的唯一见解。那十年伴随着我们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成长,而童年的记忆和伤痕,如影子一般,注定要跟随人的一生,无法摆脱。

苦难这个话题,在我和林海以及朋友们的谈话中,经常成为戏谑的调侃。大多数情况下,林海不忌讳谈及涉及自己苦难的问题,但你会发现他意识中的漂移和心不在焉。我发现他并不把自己的苦难当成个事情——何必一个晒干的苦果让自己和别人共同咀嚼?所以,如果有人断言说苦难成就了林海和他的艺术,林海定然对此嗤之以鼻,但他也不会反驳你。因为,一条鱼懒得解释它和水是如何相处的。

西藏圣哲米拉日巴尊者说:我的宗教是生死无悔。林海的人生信条亦然。

但是,青年的林海,因为身体的不便,不能从事谋生的农活而被定性为无用之人,从更宽泛的角度把自尊的皮从林海的身上剥离开来。内心的苦闷和现实的遗弃强烈地撕破了林海的世界:逃离这个贫瘠的乡村,成了唯一的梦想。

我不记得是哪位先贤说过:一个人不得不离乡而逃恰如一只离巢而遁的小鸟。

林海最初的逃避,其实就是绘画。或者可以说,如果没有绘画,林海也就逃无可逃。我在多年前就说过,林海是个极其杰出的艺术家,在我有幸认识的众多艺术家里面,林海也是我心目中最适合绘画的人。他的绘画完全沟通了生命中最神秘的过去和未来,绘画在他而言完全是救赎——或者纯粹是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比马丁路德金的梦想还要纯洁,因为它的目的非常明确:那个迷幻的艺术世界可以拯救自己。

由此,你基本可以读懂埋藏在林海绘画语言里的寓意:生命神秘且令人敬畏,但沉重的现实需要逃避。逃避是种能力,它可以化解沉重而单调的生活,进而找到那个神秘的可以放置新生命的地方,那个神秘化的彼岸。林海的绘画,是密宗般的现实,是对自己设立的宗教。

绘画在林海而言,就像一条血线放飞的风筝。

林海的命运标配着一道轨迹,似乎所有的灾难都是“自然”而来,而所有的幸运(很多时候,我都愿意说林海是幸运的,尽管我知道这句话裹挟着不为人知的残酷和悲伤)都是林海自己、朋友及家人的执着而来。

天助能自助者,这句话简直就是林海生命历程鲜活的刻石。这个所谓的天,我不愿归于神秘的上苍,请天原谅我的不恭,我把林海的天读作:自己、朋友、家人。

朋友,在林海的生命轨迹中占据了多次调整轨道的故事,而且,每一次都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耶稣说一位忠实的朋友是无价之宝,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同朋友的价值相匹配。我所说林海的幸运,就在这里。有了朋友的帮助,林海所有的努力之花,才有了授粉和结出奇异果实的一切。

开花结果都是逃离以后的故事。而逃离开这个不能给自己任何希望的贫瘠山村,林海所费的周折,简直可以写一部真正的传奇小说。

上大学,是改变林海命运的最重要转折点。

对生在六十年代初的中国青年来说,即使出生在最好的城市譬如北京、上海,拥有最源出的“城市人”骄傲,考上大学,依然如古代中举一般的惹人艳羡。林海考大学的背景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实事求是地说,如果针对目前中国物欲横流、人格尽失的社会状态来说,八十年代的中国,虽然依旧问题重重,社会混乱,但因为从公侯到草民皆保有理想和激情,竟然呈现出一个中华民族的小阳春面貌:国家在各方面寻求进步;民众渴望知识;社会精英具有公德心和悲悯情怀;文化和思想的闸门层层开放•••

那才是一个健康社会应该呈现的菁华时代!很可惜,太短暂了。

在目前的社会状态下,我经常会绝望地怀念粗糙而旺盛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年代被强硬地中断,中国的发展不可限量。

也就是在那个年代,是朋友和先生们,一群还有理想与悲悯情怀的人,无私地帮助一个连上中学和高中都费尽周折的残疾青年离开了家乡。在招生办错误工作的影响下丢掉上学机会完全无望的青年才俊,最终考上了大学,使林海进入了“天堂”(大学时期的生活和学习,被林海称为天堂),真正实现了“逃离”。

个人的命运永远和时代的命运相牵连。二十一世纪也恰好十年了,林海的考大学和上大学故事如果放在这个新世纪的前后十年当中,我相信绝无任何可能。因为,现在的中国社会,任何正常的行为都要有硬性的交换条件:情面、金钱、色相,等等。即便找个工作这样平常的事情,都要有情面金钱和色相的交换。而林海,可以说除了对人生的执着,什么都没有。

从中国社会制度和当权者的角度来说,一个山村的孩子就像社会的垃圾一样;他们能给这个国家体制和各个部门带来的唯一词汇就是:麻烦。你看看城市里所有从事底层工作和“非法”工作的山村男女生存状况就知道,城市管理者也可以随时清理和羞辱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子女,这还指正常的男女,不包括残疾人。

我说这些,其实也是想借林海生命历程的特殊性,召唤社会制度良知与底线的回归。尽管声音微弱的自己都几乎听不见,我还是要说出来。

遥想一九八零年,那个腿脚不便的青年,在残雪里翻越两座山,去探望来附近山村写生的几位画家:史国良、李乃宙、郑今东。在当时,他们是山村孩子心目中的圣人,代表着完全不同的外部世界。

也许上苍所有的安排都是因为感动,郑今东老师感慨于这个孩子的执着和真诚,将林海引进了邯郸的美术学习班,在这里林海结识了方力钧、王志平、王闻声等好朋友,这些好朋友和郑今东老师的友谊,以及艺术眼界的第一次开放,给了这颗枯旱的苗木渴望已久的甘霖。

绘画艺术是个小小的宇宙,每个人似乎都可以是宙斯;它也足够大,可以安放一个才华横溢的少年所有的梦想和心灵,并且可以让他翱翔和沉迷。

八零年以后的林海的故事,就是拖着不便的腿,四处求学和考试的故事。我以为,生命中最高贵的品质,即为自我和他人的救赎。林海所有的行为,都是他逃离山村实现个人救赎的理想。其中,也包涵了他强烈的报答养父母的心愿。考上大学,已经远不是受个教育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当然,因为八十年代美术学院招生竞争的残酷性,截止到一九八六年林海正式上了美院为止,相信任何人都会想得到围绕林海那些不屑的神情:正常的青年人上大学还难于上青天呢!你一个残疾人瞎掺合什么?!我们的文明被连续摧毁多年以后,很多人已经不懂得基本的礼节和宽容在生活中的重要了。

悲悯心是佛赐给常人的最具佛性的感情,它超越了单纯的爱和怜悯。八十年代从乱世中醒过来的中国精英们,很多人还对社会和他人保留着这份珍贵的情怀。而这些珍贵的人类感情,有几丝缠绕在了林海的生命里。

林海的大学之路,是从考试等待之后的奔波开始的。从招办漫不经心地把成绩单地址写错,该给天津美院招办的信邮寄到了版画系,而系里因为放假,值班的老师傅很自然地把接收人都没有的信件放到了桌子下面与尘土为伴。由此,衍生出林海无数次的查询奔波之路,从涉县到天津、天津到邯郸,从邮局到各个单位,询返往复,错是错了,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历尽艰辛终于成绩单有了眉目的时候,天津美院的招生早已经结束,通知书和名额已经确认发放,因为没有林海的成绩,当然也就没有这个学生。学院有很多老师欣赏林海,所以恳求学院重新考虑;学院领导还真不错,斟酌之后为林海的事情申报天津文教局审核,驳回!这里,应该重点提到何家英、颜铁良、吕云所诸位先生,他们是天津美院的精英翘楚,也是帮助林海的贵人。何家英等人通过学院再试着打报告通报林海的情况,希望开恩,文教局再次不予理睬。个人太渺小了,一个要求社会制度节外生枝来照顾自己的个人尤其渺小到了虚无。万般无奈,天美的老师们建议林海到北京求人想办法,这看着是个办法,但也说明了天美老师们的无望:让一个山村的孩子去北京找人,并奢望解决因为招生机构办事错误而导致的个人困境,进而纠正制度设计上的错误……天哪!这和愚公移山的故事没什么区别,如果有区别,那就是林海当时还没有子孙,他只能自己去挖山了。

既绝望疲惫又悲愤莫名的林海,还是真的来到了北京。执着的林海!

北京的栗宪庭、徐冰、方力钧等人,都全身心的投入去帮助林海。找朋友,朋友的朋友……甚至,还找了邓大人的公子邓朴方。朋友的朋友里有两个记者,认识国家招生办公室的人。于是找人诉说,找相关部门诉说,说呀说,找个门就说,诉说前后一切因由。在林海往返天津、北京找这弄那的数次之后,国家招生办终于有人以招办的名义给天津招办写了查询公函。怀揣信件的林海再次赶到天美,老师们感慨之余再次鼓动院领导请求于天津教委和招办。我甚为敬佩的一九八六年的天津美院领导和老师们,这次没有被驳回!而是被法外开恩,增发了一个名额:天津美院绘画系版画专业——张林海。

林海上大学的轮廓即是这样,具体的细节要精彩的多。我每次想到林海上大学的故事,假如让我猜想这个故事的结局,你给我多少次机会,我都会毫不犹豫的说:不可能。

作为如此庞大不公体制内的小小个人,林海的生命就如同京广公路上的一粒石子没什么区别,只是他自己也没想到,他这粒石子居然可以割开公路。

八十年代混乱而具有旺盛精力的中国,人这个字逐渐的被大写;泥石之间的滚滚清流,不断地滋润着宏大的国度和渺小的个人。林海的幸运,源于那个特殊的时期。我再感慨一次:林海上大学的故事,放在物欲横流的九十年代和人欲横流的近十年,都绝无可能。当人们可以在公共汽车里看着女孩被强奸而转头;也可以看着落水的少年围观至死;自焚喝药都挡不住家宅被无良政府强拆;教育资源被既得利益者们者侵蚀殆尽;社会风气更是以欺凌弱小藐视贫穷来显示高贵……你在这种冷漠而现实的社会里,让那么多的人与机构在没有任务和摄像机的情况下去帮助一个山村残疾青年打破如山般的阻隔,只有付出没有任何报答,做那么多额外且艰巨的努力还不可以期待有结果……我的天,上帝王母玉皇耶稣穆罕默德都来劝我相信这是真的,我也会把耳朵缝上。

我喜欢的老顽童历史学家唐德刚评价历史与人物的关系时常说:“时势比人强”,我甚为信服。林海救赎自己的狂热与执着,遇见了一个可以成就自己的时期。

林海上大学之不易,还在于各个方面,譬如他的体检也碰到了好心人;我相信那也是个人人心地善良的特殊医院,满怀慈悲心地对待一个残疾考生——因为,林海的病腿绝不可能他们看不到。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高考体检,检查的很细!身体的部位哪都要看、要量。我称体重的时候,那个管称体重的瘦小大妈用尖细的嗓音报“一米六三!”我刚刚从秤上下来,那大妈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的喊“谁让你穿鞋上去的?!脱鞋从新称!”我把鞋脱下来,光脚上去,尖细嗓音报告记录员“一米六五!”到现在,身高在我都是个琐碎的糊涂账。

至于林海大学之后到成名之间的那些故事,也足够让有心人去发现它们的沉痛与精彩,那个漫长时期的残酷与幸运同样充满了传奇和对生命的感叹。但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我看重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节点: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人格与梦想塑造的时期。这个时期纯真的就像自然的水晶,所有生命里的奇异都会自然地呈现。对分析和欣赏林海的绘画而言,这也是决定性的参照时期。

植物的萌芽和成长期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远超过对它们开花结果的注意。

在我有限的知识中,我一直有兴趣把林海和美国的伟大画家安德鲁怀斯做比较:因为二人对家乡的态度如此相似的眷恋而艺术面貌和生存状态却截然不同。怀斯一生未离开他的乡村,无论是感情、脚步、思想或绘画,怀斯和他自己的乡村现实生活完全融合未予脱离。最初,林海要救赎自己的唯一愿望,就是离开那个贫瘠而心碎的山村。而艰辛奋斗如愿离开家乡后的林海,选择了这样一种心情和面貌来证实自己的逃离:无论站在任何地点,都像个有轨道的流星一样围绕着他成长的家乡,再也看不到任何要离开的影子。拖着病身走过世界很多地方的林海,还是那个孤独而痛苦的少年,其实他从未离开过那个真正赋予他生命的地方,未离开他抗争命运的最初战场和梦想之地。他唯一需要的,就是距离——神秘的距离。这个距离有现实的环境,更包括岁月的流动还有神灵观物的本能。似乎只有把现实的距离拉长,把岁月的流光延伸,林海才有能力去触动家乡在人生命中真实而神秘的含义。他绘画中的孩童和场景,都基于家乡的形象概念但具有超时空的神秘感和深深的诱惑力。怀斯在绘画里描绘了自然的家乡和生命的过程,林海的艺术则反射般地创造了他自己的家乡或王国——一个没有命运纠缠、可以沟通过去和未来的自由王国。我姑且称之为“那里”。他没有走,他属于“那里”,“那里”才是林海栖身和救赎的家园。家乡和命运在林海的面前都像是面镜子,它能反射现实却要比现实神秘的多,也是在那神秘的环境中,每个孩童都不需要知道过去和未来,他们是“没有”痛苦和欲望的精灵。

在林海创作的《晚钟》这幅震撼的作品里,也是在“那里”在自己的王国和家乡里,林海完成了对养父和朋友文少砺的亡灵祭奠:这两个对林海生存影响至深的两个人,因为神秘的命运召唤,竟然同时辞世。

无论过多长时间,这份祭奠都是有效和不过时的。就像林海的绘画,任何一个被触动的人,都可以阅读一生。

我说林海是最适宜绘画的人,还在于绘画艺术本身的优点被林海运用的淋漓尽致:安静神秘——心灵的霎那即是永恒。在读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时候,我会突然地想,那过去和未来完全被切成一片一片错乱的环境里,也许更适合让林海和他的王国存在吧。

读懂林海也许很不容易,因为他对人生的诘问,包括对命运的思考,对人生痛苦与快乐的体验,都付诸于神秘的迷茫和自我解脱,他表达的很隐晦也很个人化;但他又不具备油滑的艺术特质,可以像很多人一样只用问题来回答和对待问题。我也不愿意用超现实这个艺术界现成的词汇来描述林海,因为这不够全面而且浅薄。林海是个极其矛盾的人,他相信命运却又以抗争甚至击碎命运来信奉它。他是他自己的神,但他不给自己任何香火,而只是允许自己自由而神秘的在“那里”游逛。

在朋友的聚会聊天中,我们有时会友善地开别人身体上的玩笑,譬如腿部长短,门牙、胡须、胖瘦高矮皮肤黑白眼睛大小等等。这种玩笑带给我们的更多的友谊和生活的快乐。但是,我们都知道,有些痛楚不可轻触,对真正的残疾,他人是不可以随便乱讲的。因为那种行为会泯灭善良地伤害一个人,让我们失去人性和一切美好的感情。但在林海这里,我可以谈这些问题。首先,我绕不开这些。痛苦经历极多的林海也已经具有超强的免疫力;其次,我觉得,无论对身体还是心灵的痛苦而言,林海已经是个有神位的殉道者。

人生即是叶子,它的脉络由苦痛和快乐编织。苦很多,因为苦是绿色的。

林海用自己人生的痛苦与幸运,锻造出了纯粹个人化的艺术。我似乎没有资格言说林海的艺术高度,因为我找不到丈量艺术与生命的尺子。我尊敬林海的绘画艺术,如果艺术可以用武术轻松比较,以爱看武侠小说的兴趣来说,我愿意把林海比作武林异人,那种远离尘世,沉迷武学、以武为痴的绝顶高手。

“林海,你绝不算是这世上最惨的,对不对?”我说
“那绝对不是”林海说
“但你是最幸运的那一种人,从某种角度说,你的幸运无人可比”我说
“……算是吧”林海说

有个孩子叫林海

默海默德说:“我呼唤大山,山不回答,我便向它走去。”向它走去,是心存向往,有向往才有呼唤,才能走进大山。

对于一个婴儿,大山只是某种意义上的存在,是符号,是象征。婴儿不知道什么是山。张林海就是在那时被山里的一个小学老师从大上海带进太行山的。他没有向往,没有呼唤,只有哭喊……

在这里,我不愿提及林海的童年、少年以及伴随他一生的病痛,因为那是苦难。有人说,苦难是人生巨大的财富,但像林海的这种“财富”世上谁会像寻找大山那样主动去向它走去?

有人说,林海的画面呈现的是一种孤僻和荒凉。我以为,林海的那个光头的孩子在天空与山村之间来去飞翔,像小鹰般地自由自在,那是他的向往,也是寻找。

尽管眼神单纯而又略带一丝惊恐,但在那归去来兮中,那个孩子长长的影子像一条彩带,在天上飘着---飘着---飘着---于是,天空辽远,风卷云舒,绿水流清,山花四野。

林海的血管里流淌的是大上海的血液;林海的成长骨骼是太行山的脊梁。

荷尔德林说:“美的第一个孩子是艺术,第二个孩子是宗教”。我说,林海的艺术第一个孩子是孩子,第二个孩子也是孩子。因为这个孩子是“圣婴”,他在关爱这个孩子的全部是宗教。

因此,在他童年至今的每一张草稿、素描乃至完成的油画里,还有个孩子叫林海。

而这个孩子不属于城市,甚至不属于人类。偶尔,他画面中的那个孩子,在路经城市的天空时,留下他好奇的一瞥---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也有一群孩子。

每当我望着他佝偻的背影时,想像着那个从远古走来的智者,那个不说人的缺点只说人类缺陷的智者的眼睛。像他的为人作画,始终保持一个道德的准则。

常常与他长聊,在我家或在他家。直到昨天,他的人生理想听起来仍是个孩子:我走进大山,走出大山,最终,再走回大山。在这几十年的行程中,我只能用绘画这根拐杖寻找进山的路。
冯峰 2013年春于北京宋庄

关于张林海 —私想小札

胡永芬

关于人生有一个很基本但也颇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生命与生活之间的差别。

生命之于生活,有点像是时间之于历史,空间之于地理那样的关系,有些不幸的人们常常将这几件事情一肩扛起,那是很多痛苦的起源。平凡如我者,之所以能够安稳的活着,我们富裕地贫穷着,我们市侩地平易近人着,里头的动力完全是来自于我们逃避去面对这些事物的本领,我们偏偏就不喜欢这样爱着、痛着、贫穷着。这些字眼是多么地强烈,在此时此刻是一种跟「末日」或「世界和平」这类字眼一样的同义词,苦涩掉就是令人压力大到无法承受因而抓狂,酸臭掉就跟政客的言行那般地不可能相信,内心里嘲笑之嗤之以鼻之,表面上却流露着虚伪的关怀。网络俚语往往使用「meh」这样字眼来表达一种轻蔑漠不关心的态度,好像双手一摊,帝力于我何有哉,一皮天下无难事,我们太害怕了,只好犬儒,它跟你讲无论如何努力奋斗你一定会死,你必须死,但请放心,因为相信犬儒可以保你死留全尸。

偏偏有些特别较真偏执者,却愿意花上大半辈子,跟这类的大哉问搏斗,在这样的时代世局之中是有多么的不合时宜呢?张林海这样的人物或许也是其中一枚,虽然特立独行倒也不见是独一无二得,因为在历史的角落里,灰尘跟蜘蛛网满布的地方,有个小小的奇怪的俱乐部,继承着某种枉然的传统,里头的成员偷偷摸摸地各自在墙角边踢着自己的小石子,他们的表达能力极差,连书空咄咄跟说梦话的能力都令人堪忧,只能靠着创作来喃喃自语,甚至丧失跟彼此交谈进行社交活动的能力,只要一点互动就不禁要吵个不可开交,结果往往像是梵谷的偏执遇上高更的自大那样凄惨。

说起张林海,他的生平令我联想到韩国导演金基德,出生在穷苦的农村,物质上的匮乏跟精神上的困顿在那样的场景里,似乎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去分别的需要,这样的成长背景往往也会成为自我奋斗与矛盾的根源。究竟是艺术家的灵视看见了这个世界的荒凉,因此将它当成一种预言描述出来,还是艺术家受到早期生活的巨大影响,因而把它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像荒山犬一般,张林海的作品无不透露出这种精神上的自我漂流,里头除了肉身以外几乎没有任何的文明物质或丰富色彩的景色,像村上春树说的那样,在黑暗的树洞里跟巨大的独角仙搏斗,独角仙不在时,就在树洞里面努力练习挥棒。以这样的姿态活着的人们,与其说他们总是不被世俗所接纳,倒不如说他们选择绝对不轻易地接纳自己,宁可在自卑与自傲之间,放手与生命一搏。

张林海的作品也让人同时想起比利时超现实画家保罗德尔沃,以及美国的新写实画家安德鲁魏斯。德尔沃的画作像撒在古老宫殿遗址上的月光,美丽优雅而富涵神话寓言的气息;魏斯画作则有如在秋天中散落墓园的枯叶,有时会带给人一股无助而孤寂的感受。在张林海这边,德尔沃的美丽优雅变成了突兀,寓言褪变成梦魇,而魏斯的无助与孤寂感,则平添一种绝望的喜剧效果。如同德尔沃常被误认为超现实画家,魏斯也常被误当作是写实主义的创作者,可是前者的作品并不是那么典型的超现实,而后者的画作却常是画出写实的格子之外的线条,往往透露出一种超现实感,德尔沃作品中的抒情阴柔与魔幻氛围,与超现实主义追求现代主义智识极致的精神大异其趣,魏斯的作品像美国农场谷仓墙面斑驳的油漆色彩即将褪去的那一刻,某一种荒漠感令人孤寂至凌空飘起,画作中的场景变成不只是一个现实的所在。张林海的作品之中,同样也隐藏着这类穿越的气质,或许我们不妨戏谑地将它称作一种「描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的超现实主义」吧。

说起张林海的名字,我想起一种名为「kenning」的譬喻技巧,这种技巧常出现在中古时期的英国文学中,特征是以两个复合的名词来代喻第三种事物,而在这种譬喻运作的过程中,常常会给人带来一种视觉上的、视野上的刺激与想象。如以「鲸之路」来指称「海洋」,「武器的会议」来代称「战争」,那么「林海」指的又是什么?张林海的名字本身就具有这样的视野感,如果林是固体化的海,那么海就是液态化的,「林海」做为一种隐喻,若隐若现地散布在张林海的作品之中,张林海的作品也是这样充满着奇异的视野感,往往都是两个常见母题之间的复合,有时是儿童加上建筑物,有时是自然景色加上儿童,有时是儿童加上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数量之间的排列组合(有时单独一个,有时做为一个群体),或表情行动(如戏谑表情、飞翔或跪拜)去逼迫出第三种艺术上的意涵。

另外一方面,张的画作中也偏好捕捉一种静止的动态感,彷佛用画笔将真实的花瓣硬生生给折下一片:翱翔在天空之中的孩子,跳跃的儿童,在连续的动作中被的激烈的静止,而被静止的恐怕不只是影像本身,或许连声音一并暂时停止。他的作品中许多超现实魅力的表现,都来自于这种动静能量之间互相抵销所产生的张力,这些画中的人物,有如停在定格影像屏幕上的苍蝇,眼看着随时都要飞走。在希腊神话里面,美丽的女孩达芙尼为了逃避太阳神阿波罗横征暴敛的求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索性将自己化做一棵树,我们在这类的故事里头看到的是被压迫者在抵死不从之后,所展现出的一种消极意志力,生命本来就是一种抵抗与牺牲,而那样的力量在存在上是阴性的,宁可选择回归土地与自然,变成一种更加基本的存在,也不愿投入强者的怀抱。这则神话故事或张林海的某些作品内容,某程度也微妙地捕捉到了一种事物在转变之际,介于动与静、生与死等等两者之间却又不触及两者的奇异状态。

这些画作中突然之间嘎然而止的人们, 一端指向私密的童年,儿时在山林农村的成长环境,没有小河潺潺细流,鸟鸣山幽,也没有人情温暖,更没有丰收的金黄色谷物,代表着丰收与满足,在他的画中,记忆的水份几乎全被吸干,全无湿润的可能,变成一个个干枯废圮的场所,这样的景色,与一般人对于童年记忆的印象截然不同,不管美好或可怕,儿时记忆总是会带着朦胧的柔焦效果与水感的,可是那样的记忆显然不属于张林海;这些画中人的另外一端,则指向被遗漏的历史,那些源自于文革时代中对于黄色土地与红色高粱的想象,这些孩子在历史的边界徘徊不已,最后自己也将变成边界的一部份。他们头上总是留着一撮毛的这些《三毛流浪记》造型的孩子们,他们敲打着铁盆,发出魏斯(克莉斯汀娜的世界)式的无声吶喊。

在张林海的作品中,有时只见到单独一个儿童个体;有时是一个孩童背后;有时候是一群孩子构成的一整个集体的图像,文革时代毛泽东那般雄伟浑厚大叙事的隐射,在他的某些作品中简直就要呼之欲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那些跪趴在土地上的孩子的图像,令人震撼不已,总是让人不禁会去想起那张曾经获得普立兹奖的著名新闻摄影照:一位苏丹饥饿的病童,跪趴在地上,背后虎视眈眈尾随着一只秃鹰,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拍下这一刻将他的灵魂带走,好让他的肉身安息。我们分不出来究竟在这些画中,以如此姿态呈现的,究竟是一种表现信徒虔诚神圣的场景,还是被压迫者在面对巨大力量无能为力的卑屈,或者是饥饿者身体的不支倒地。

质言之,在这些画作中,这些相关母题所累积出来的,始终是一种难以明白言说的复杂感觉,张林海的画作之中总是充满着如此的谜样色彩,里头或许也是在透过艺术手法,来表达对于自己童年经验的感觉,与对历史做出一点戏谑式的反馈。这两件事情在他的作品中都透过儿童的图像传达了出来,但我们在他的画作中,几乎无法感受到任何多余的多愁善感、悲愤或是遗憾,反倒更多的是一种怪诞的疏离感,一切的情感都是那么被节制地使用着,创作者一边小心翼翼处理着这种虚无感,一边还要避免变成它的一部份,变成一种犬儒。

或许一张全白的画布,并非虚无,相反的,它充满无限可能,或许画满的画布才有虚无的可能,我们可以将这张满满全是白色的画布,先用颜料将它挖空,再用荒谬将它填满,于是张林海开始拿起了他的画笔,对着我们诉说着这些寂寞而滑稽的故事。

人、艺术、生活

——我与张林海的交往

人到了中年,回想所谓的朋友,有的几日一见,每次都能聊的很热闹,但是双方都明白无非是应付而已。有的确是可以多年不见面,也很少通电话,见面时话也不多,但是心灵上有种默契,能够无话不谈。或仅是坐下喝杯茶,很少说话,但也能让双方感到温暖。这样的朋友才能算作“朋友。 与张林海的关系就是这样,表面上看有些平淡,这似乎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吧。当然我们两人都绝对不想做所谓的“君子”。

算起来与张林海相识已26年了。我与张林海同龄,在天津美术学院上学时他比我早一年入学。当时的天津美术学院还不像现有这么多院、系,我所学的油画专业与张林海所学的版画专业同属绘画系,我们应算作“系友”。当时绘画系每届仅有学生不足20人,四届学生也就是70余人,一个系、四个年级的同学都很熟悉。

张林海幼年时因患化脓性关节炎造成腿部残疾,大学期间在一群自视非常“威猛”的男同学中极为显眼。而林海自己表现的极为自尊,很少与班级以外的同学交流。 每天独行在教学楼、宿舍、食堂之间,如走在无人之境, 一张清秀、敏感、孤傲的脸显得颇为清高。

1988年的春天,一年级下学期风景写生课,任课的邓老师(现在已荣任天津美术学院副院长)带着我们班的五名同学到河北省涉县张家庄的村民家住下。对于从小生活在平原城市的同学来讲,太行山深处的张家庄太新鲜了,石头盖的房子,少树的石头山坡⋯⋯,同学们每天充满激情、不知疲倦地早出晚归,画着日出、日落中的山村。少年轻狂,每个人的穿着都算得上“奇装异服”,再加上“文艺青年”的标志——留着长发,在这个偏僻的山村里自然引起了大家的“瞩目”,在街边写生的时候就有村民们在一边“搭讪”。所有的人“搭讪”时都谈到了张家庄的邻村——“满柿口”的张林海,张林海似乎已经成了涉县的“传奇”人物。是呀以25年前不发达的资讯、交通状况,一个喜欢艺术的少年能够从太行山的贫困深山区走出来,到大学学习艺术,也确是“传奇”了。一日,出于好奇心,我走到一公里外的满柿口村,想去张林海家看看。毕竟张林海已是“名人”,很快就找到了张家。张林海的母亲当时在家,张伯母是个胖胖的、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在张林海家坐定后,张伯母操着重重的涉县方言与我交谈,谈得什么,现在都已忘记。随后张伯母为我从暖瓶中倒出开水,(当时还没有瓶装水,在太行山区的小村写生时能够有一杯开水饮用是非常“幸福”的事)并爬上梯子,到阁楼中为我取来太行山的特产:柿饼子、黑枣等食品让我吃。听说还有同学住在张家庄,还让我捎给同学许多。 离开的时候我给张伯母在院子中照了一张像。

回到学校,我兴冲冲地找到张林海,将去过他家的事告诉他,并将张伯母的照片送给了他。没想到的是,张林海很不热情,脸上无一丝笑容地收下照片,无任何客套地走了。

大学生活有做不完的事,加上对张林海“不食人间烟火”之气度难以接受,此次交往后再也没有与张林海有任何联系。以后在在校园中见面也不打招呼,这样的关系直到毕业 。

张林海是1990年毕业的。自这一年开始大学毕业生开始“过剩”,以前学院负责为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政策变得形同虚设。学院只是掌握了一些用人信息,推荐毕业生到需要人的单位“应聘”。(这些今天看起来已被全社会接受而变为“正常”的毕业生就业方式,在当时是刚刚“试水”)以张林海的身体状况和社会关系, “应聘”的结果 可想而知 。不过,听说有“贵人”相助,张林海将当时很“珍贵”的户口指标留在了天津,也算是在天津学习四年的“收获”了。

转年我毕业后到了天津图书馆工作,随后的日子大家忙于结婚、生子,适应走出校门后的生活。在学校中关系“密切”的同学也疏于联系,何况与性格“冷漠”的张林海。

转眼到了1997年。热情的油画系孙建平老师想起来为他认为还有“慧根”、而且还在画画的同学们组织一次展览。名称孙老师也早拟定好了,为:“新蜕变——天津青年油画家邀请展”。有十来个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的校友参加,其中有张林海和我。展览1997年11月在当时的天津美术学院展览馆展出。热心的孙老师拉上《天津油画》、《北方美术》、天津青年美术家协会一同主办。大家还凑了些钱,印了展览画册、招贴画。开幕时请来了当时还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的范迪安、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水天中、《美术研究》的殷双喜以及开始在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编辑《今日先锋》的史建等评论家及天津美术学院的一些师生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也算是在上个世纪末天津沉闷的艺术氛围中“搅起”了一丝“波澜”。

因这个展览与张林海在离开学校多年后又开始了联系。展览一结束,林海约我到他家做客,中午请我在他家附近天津市八里台一个的餐厅吃了顿午饭,对于我们当时收入来讲这顿饭是很“奢侈”了,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吃饭。他告诉我,他在一家中央级媒体驻津办事处工作。此时一家上海的画廊刚刚收了一批他的画,经济上有了根本的改变。当然这家画廊现在看起来只是“炒画”,不是规范的经营艺术品,但是就是因为这画廊的经营,才有香港少励画廊老板在飞机读物上“发现”张林海并与其签约,将其作品推向了欧洲藏家市场。当然这都是后话。最初在商业上的顺利,加上少年时朋友方力钧的成功榜样,他已打定主意离开体制做职业艺术家。

随后与张林海的交往多了起来,陆陆续续知道了他毕业后的一些事情。离开学校后因为条件限制不能做版画了,开始画油画;为了使自己走路更方便一些,在还没有稳定经济收入的时候,冒险做了一次髋关节手术;术后的恢复期因为营养缺乏,身体康复的不好,在床上呆了半年才下地;第一任女友也因故离他而去;随后在一家中央媒体驻津机构工作时认识了贤惠、理解他的妻子,结婚、生子,两个人一起渡过了成家后最初经济困顿的日子。

我们的家庭状况都属于在经济上不能依靠家里,一切需自己解决。在经济稍有好转后,为了改善居住条件的逼仄,我们两家又在同一个新建居住区买了房子而成为邻居,随即交往就多了起来。张林海在与少励画廊签约后两次向画廊推荐我的画。一次是让我将画放在他的家中,少励画廊的人来津看他的画时也可看到我的画;一次是将少励画廊的北京负责人郭小姐带到我当时工作单位画画的地方去看我的画。在为大名鼎鼎的收藏家希克收画的一个著名评论家、策展人来津找张林海买画时,他也提前告诉我一起见见,为我的画进入市场创造机会。随后的一切让我们看到了因为他的坚持画画而在艺术和经济上得到的回报。当然在林海的口中总是说,自己身体条件的局限,只能面对画布画画。不像我等其他同学可以干些别的工作以“显示”自己多方面的能力,又可解决经济问题。对于林海我相信他说的是其真实所思。但是,不谈对艺术的认识,我们这些前后几届同学在对画画的执着上逊于林海是不争的。

随着少励画廊代理他的的作品,经济上已无后顾之忧。少励画廊的经营方式是不急于马上在艺术家身上“挣钱”,他们采取先投入的方式将代理的艺术家推向一定高度后再谋取经济上的回报。张林海的作品得以与一些“大牌”艺术家的作品一道被少励画廊带到了德国、香港、日本等地的博物馆,频繁地举办展览,与这些“主流”艺术家一起出现在不同的出版物上。张林海也从2002年开始离开天津市入住通县小堡村,先是租住村民的房子,然后在小堡的湖边自己买地,盖了300余平方米的画室和两层楼的住宅,过起了职业艺术家的生活。

张林海迁入通县小堡村时,我已将工作转到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经常到北京出差。每次出差都尽可能地“创造机会”多在北京停留一些时候,到通县小堡村张林海租住的小院去,有时还在他那里住上一两天。当时的小堡村还没有现在这样热闹,村子范围也没有扩张,艺术家们还大多在原来村子的范围内租住民房居住生活。但是有方力钧、刘炜、杨少斌等人传奇般的成功经历,吸引了各地的艺术青年陆续来到小堡村,原来安静的村子已开始住进了不少“北漂”艺术家。张林海的性格是安静不喜欢凑热闹的,到了小堡后依旧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与小堡“流行”的三天两头请客喝酒的生活方式似乎不沾边,像一个农民,在自己的艺术园地中耕作。我曾经问过他,你怎么不与这些同村的画家们一起喝酒、消遣,张林海讲,他身体不好,睡的太晚明天会起不来床,影响画画。我想不完全是身体原因,作为职业艺术家,他有着自己的工作、生活理念和价值判断标准。

今年3月我到通县小堡村联系与栗宪庭电影基金合作的事。我是公差,差旅费可以报销,小堡也开张了许多酒店可以入住,张林海执意让我住在他家。他夫人带着上学的孩子住在市内,家中仅有一个保姆,很是冷清。也是有两年多没见了,晚饭后与另一个在小堡的同学姚宇中一起,我们三人在林海的画室中聊的很晚。 今年春天北方倒春寒,寒冷的春夜,我们都穿着冬衣,交流着这两年彼此发生的事。我讲到因工作的繁忙,为了画面的完整画了一些小幅面的画。张林海讲没有必要画很大的画,精彩的画与幅面无关。并谈起一个我们熟知的一个知名画家,二十多年来一直画着同样题材的“小画”,但是确为当今架上绘画的高水平。他进而讲到画画没有必要盖一个巨大的画室,有一个能够画画的空间足以,画室大了,人却要“暖”房子,将能量给了房子,为房子“服务”⋯⋯。

或许是由于年龄和阅历的原因,今天的林海秉持着自己平和与善良的做人原则,在这个群体环境里能与不同性格的画家相处交往,也珍惜着坦诚相见、真挚如水的友谊被其视为时下最 “奢侈” 珍贵的“东西”。但他尽量保持着低调、平静的生活状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张林海的画画题材非常窄,仅局限在自己生活过的二十多年乡村回忆中,更多地是童年生活留下的精神记忆。这样的回忆画面,不单单是飞翔的人,石头房子、多云的天空、飘动的云朵,仿佛一切都有了“灵性”,让我想到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笔下的哪个“马孔多村”,一切都充满了魔幻的气息。在大多数的画面中总有一个“游离于”人群外的男孩出现,这个男孩如同一个“观察者”,既是众多人群中的一员,又“飘逸”在人群之外,似乎是童年在太行山村生活的张林海,同时也像今日在城市、在艺术村中生活的张林海,与环境总是处在“分离”状态。张林海与栗宪庭先生讲过,少年在山村生活时对火车汽笛声的“渴望”,汽笛声是乡村少年的“外边世界”。我不知道童年物质、精神双重匮乏的太行山区艰苦生活经历是否给他留下了太多的阴影,但是这样的生活经历也成为今天“抵抗”城市中“虚伪”艺术、生活环境的精神支撑。当然所谓“必须的磨难”、“愤怒出诗人”、“国家不幸诗家幸”是虚伪的。城市人作为外来者以怜悯的眼光看待这样太行山区人生活是多么的的不幸是以城市人自己的标准衡量,而作为这样生活中的人自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轨迹,有他们自己的幸福,有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我想对他人生活最大的尊敬是不干预、不打扰。因为不管城市和乡村,我们都在按照“自然规律”发展。

来到城市上学并留在城市生活的张林海到今天似乎还游离于城市之外。来到城市,除了学习艺术外还有对城市——这个对当时林海来讲是“外边世界”的好奇与探究,对“汽笛”声的追寻是对山村生活的一次“逃离”。而十年前他离开天津市定居小堡村,应是对城市生活的主动“逃离”,那么到了小堡后的离群索居除了是对所谓“艺术家生活”方式的拒斥,是否也是一个从乡村走出的艺术家的又一次“逃离”, 今天的小堡已经不是原来的乡村,更不是艺术家生活的世外桃源。它已经成了像中国所有地方一样的“名利场”。来去的人已与艺术渐行渐远。在今天的中国,热爱艺术最有效的方式是回到自身,让自己变的宁静,在内心中寻找艺术。张林海的选择莫过如此, 如同他的画面中经常出现的哪个光头小男孩,在飞翔中寻找着自己精神栖息之地。

与张林海交往多年,从来没有听到他讲过当代艺术、后现代、现代、学术性等等词汇。他始终是一个面对画布的手艺者、用手艺“思考”着油画艺术,用艺术创作体验着生活,以自己的言说方式,在画布上讲着“他的故事”。我的工作性质让我接触太多的艺术和艺术家,我自己的兴趣和标准偏重当代艺术。但是我不认为当代艺术就必须离开画布,形而上观念的表达需要形而下“物”的支撑。当代艺术需要与生活结合,艺术的根本目的是将人的精神世界提升,使人的一切到“解放”。张林海“固执”地从事着架上艺术,在当下的浅薄者看来太过保守。但是他通过这样的艺术创作,让自己的精神愉悦、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当然还包括用艺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和生活,这难道不是我们从事艺术的初衷吗?

不管多么卑微的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着世界。

张林海以他的执着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以自己的艺术创作影响、改变着当下对艺术的认识,当然也会影响、改变这个世界。

王伟毅

2013年7月20日

王伟毅,艺术家、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

一群人的孤独

------张林海油画有感(王晓元)

孤独,是东方文化的一个特征。数量庞大的唐诗宋词集群中,有相当部分是作者吟咏前路无知己、江山此夜寒的孤独状态,鲜少有重逢的喜悦和相知的共鸣,更弗论生命终极指向的探究。

表面上,这种孤独是源自于生命本能的困惑;内心深处却是投射在中国文化背景墙上、魂居何所的焦虑与茫然。在当代艺术中,这种孤独美学获得了衍生,张林海油画是其中重要的文化样本,大约在十多年前,我在画家陈余的引荐下见到了张林海其人其画,从此获得了不间断取样过程。

那是一个黄昏,我和陈余无照驾驶一辆行将报废的捷克原产斯柯达,车上放着一卷佛经和一卷碑帖。摇摇晃晃地开到了宋庄一个农户的小院子,张林海就寄居在这里,还有他油画布上的光头少年。

张林海油画的主人公是个六、七岁左右的男孩,夸张和茫然的表情。表现手法上有珂勒惠支和蒙克的影子,但已经是很东方地表达:穿上了中式对襟衫袄,有时候会是袈裟,有时光膀子和裸体登场。这个东方少年,举手投足之间传递给我一种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并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的矫情,在空旷的背景下,一个尚不能自立的懵懂少年,面对陌生的世界未知的命运,似乎在作一次没有向导也没有依祜的旅行。品鉴张林海油画,其对天空、大地、人物解构有一种史诗般宏大叙事气场,暗合东方世界对“天、地、人”的诠释方式。我在黑夜的背景下,恍然产生将张林海本人与画中少年置换的错觉。虽然方才躲避交警的间隙,陈余说了说张林海颇具传奇色彩的身世,但并未对我解读其画作产生先入为主的概念,反倒是张林海油画激发了我进一步究查东方文化根源的兴趣,更多地启发我站在一个尽可能高度鸟瞰中国文化中的千年孤独。

中国人对待世界习惯模糊地用“天”来做概念,“敬畏天命”是儒家的伦理基础,道学家将“天人合一”作为最高的人生境界。但是对“天”的解释以及如何认识“天”却采取人惊人的机会主义态度,“天”成了一个回收站式的箩筐,任何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从内心世界到外部宇宙都可以称之为“天”,只要是既成事实,就可以称之为“天意”;儒家经典自称认识“天”是要依靠“正心”、“诚意”等来实现,但是却没有旁证和可靠路径来保证,完全依赖个人的自我揣摩。这种不靠谱的内心世界一旦遇到压力和诱惑就极易变形,这是中国人没有信仰的哲学根源,所有的苟且和自私都可以在内心安家落户,任何屈辱与贪暴下都能情绪稳定,人和人之间,除了近亲血缘关系之外,并无多少共识与平等。两千多年的本土哲学思想中,始终在回避对“天”的清晰认识,却以为“天地立命”自居,最后以“祭神如神在”的自欺欺人草草收场。中国精神世界中被抽调了核心的灵魂,只剩下了“礼”、“仪”等表面仪式,甚至连表面形式都无法坚守,汉服在中国命运就是一个例子,在张林海油画中,孤独的文化根源获得了视觉上的发掘。

在张林海油画中有许多有趣的细节,颇令人玩味。其中光头少年穿的袄子、衬衫是对襟布扣样式,口沿边上有一个小立领。这是发源于满族马褂的服装,张林海本意是想用此来代表少年的东方属性,张林海本人也经常穿着这种对襟衫出席秀场。马褂在屠刀的威逼下取代汉服被套在汉族人身上,三百多年来牢牢地将被征服的屈辱焊接在汉族人意志上,汉族成为了地球上唯一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大族。马褂少年以光头示人,这是张林海聪明的处理手法,假设少年拖着一条辫子?显然不合适,那样只能作清朝人;假设头戴汉族发髻,那就像是清朝以前的古人,况且去日苦多,已经没有了感觉,只有光头最为合适在各个场景中出现。一个如此强调孝道的族群没有了自己的先祖服饰,一个喜欢炫耀悠久历史的族群没有了自己的建筑,浩瀚古典文献因为简体字普及不能释读……,由文化断代产生的孤独是当代中国人独有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那里去?”张林海油画中那个少年的光头犹如一个个问号聚集成的高光,诠释着这种孤独。

以后的若干岁月里,每次游历之后我总要来到张林海的画室,品画、喝茶,同时欣赏张林海的收藏,再准备下一次远足。林海的画室越来越宽敞,画框的尺幅越来越大。但画面传达的孤独感深深地浸染着我,以至于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张林海相对无言默坐,幸好有艺术家田晟常常作陪,尚不至于尴尬。

如前所述,张林海油画中的光头少年有时候会披上一件猩红色的喇嘛袈裟,这是藏传佛教宁玛派传独特的着装,宁玛派又因此被称为红教。张林海油画本身也有一种“套色版画”的意味,或许是缘于大面积色块带来的视觉冲击,所以他选择光头少年以宁玛派僧侣面目示人。宁玛派比较重视唯识学修养,这和我关注的玄奘所传印度瑜伽学派有暗合之处;在我眼里,张林海更像一位隐喻大师:在复杂的路径里,一群喇嘛组成了密集的方阵,不远处可见喇嘛塔。

中国人的生命是如此孤独,个体没有独立人格和超越指向,人群没有共识,绝大多数人不知如何安养心灵、安顿灵魂。唯识学认为人认识的世界和根识、器官密不可分,眼、耳、鼻、舌、身、意中对应色、声、香、味、触、法,中国人在个体自由和精神层面缺乏共识,也就是在“意”和“法”方面匮乏,于是在其他根身世界方面产生了变态性的补偿心理和行为。不能在意识上达成共识那就在舌尖上达成共识,烹饪文化的发达和无所不吃的豪迈举世罕见;不能在意识上达成共识那就在耳根上造成共振,用鞭炮制造的强噪音是节庆中不可或缺伴奏;不能在意识上达成共识那就在强行在行为表象上一致,大同世界、一统天下、人民公社、同吃同住同劳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底牌最后是闹剧般的“同一个皇帝”;对生命认识到无可奈何地凋零,束手无策转而走向木乃伊崇拜,自古安葬一个百姓和皇帝要耗尽一家之财、倾尽一国之力,在藏区修建一个活佛的灵塔要消耗掉几代人的物质积累。厚葬文化在中国各地代代相传不是偶然,源于对生的执着失败后转换为对死亡的固化企盼妄想。这些都是根植于个体不能与神直接沟通、自我不能亲证真实的孤独恐惧;没有共识,需要靠拥挤的“触觉”来“凑热闹”,张林海油画中有很多是描绘无数个光头少年扎堆的壮观场景,密度之高几乎令人窒息。一个个孤独的个体在拥塞在一起,人和人之间并没有交互和交流,一个没有独立意志和终极导向的人是孤独的,没有共识的一群人是一群人的孤独。失却信仰的人,在成年之后会陡然发现自己的生命没有意义,没有真相,只有现象和假象,于是全部的意义寄托于繁殖,造就种族的数量优势。自己失去了意义,克隆自己就会有意义,这是中国式逻辑。在张林海的油画中,超密度的人群原来只是一个人的克隆,这种寓言式的表达对观者产生极大的震撼。

宗教和艺术能有效地降解孤独,遗憾地是,中国主流文化是具有降解宗教的特征。十多年过去了,我于佛法和书道并无增进,而张林海画面层次和背景景深愈发丰富,绘画语言更加深沉老到,他的油画像一枚棱镜,折射出了我们世界的孤独。老子说“吾之大患在有吾身”,孤独是与生俱来的烦恼,这种烦恼在中国被深深烙上了东方印记,张林海是这种烦恼美学的代表者。张林海画中的光头小子依然是那样年少;而张林海的眼角隐约出现了鱼尾纹,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最近一次见到张林海还是在宋庄。今年年初,冬日暖阳下,我和田晟与张林海在闲庭对坐。张林海默默地给我们沏茶,厅堂悬挂着赵孟頫《秋声赋》手迹,画室里伫立着一件北朝残石。品茗间,田晟建议我写一篇张林海的油画观感,遂作此文,并以草书书写了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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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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