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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

机构简介

谈到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不但涉及北平的故宫博物院,及南京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更要从古物陈列所说起;因为后者后来划归于中央博物院。因此,中央博物院与北平故宫博物院是构成今日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的主要部分;另外一部分是来台以后的移交、购藏与捐赠。          清宫收藏,承袭自宋、元、明三朝宫廷,再加上清朝的收集,文物极为丰盛。中华民国成立,一直留住在紫禁城北部的内廷中。民国三年(1914)政府在紫禁城南部的外廷设立古物陈列所,并将前清热河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的文物拨交该所。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借展文物开箱纪念合影(左前为庄尚严科长,右为傅振伦干事,中左二为大卫德特派员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冯玉祥进驻北京,由于冯氏一向反对清室,乃命溥仪迁出紫禁城,设置「清室善后委员会」,聘任李煜瀛(石曾)为委员长。冯玉祥说:「此次到京,自愧未作一事,祇有驱逐溥仪,才真可以告诉天下后世的人,而无惭愧的。」溥仪留住紫禁城期间,流失文物难以数计,冯玉祥的「逼宫」行动,使得文物不致继续流失,其功不可没。  次年(1925)双十节,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同时展开展览;其下分辖古物、图书两馆,图书馆又分图书、文献两部。十七年(1928)六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国民政府命易培基接管故宫。十月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故宫正式成为国民政府之下的一个机构,院下分设古物、图书、文献三馆。  易培基任内,持续原有的查点文物及编目工作,加强文物展览;同时进行刊物和专书的出版。到了民国二十五年(1936),出版品已多达数百种,这是故宫在中国大陆的黄金时代。   民国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北方局势动荡,国民政府决定将故宫文物南迁。南运上海的文物共分五批,总计运出13,491箱,同时也附带运出了分藏于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文物6,066箱。二十三年(1934),政府任命马衡为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二十四年(1935),故宫挑选精品,连同古物陈列所的文物,前往英国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二十五年(1936)十二月,故宫又将存放上海的文物运至南京朝天宫新建的库房存放。 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爆发,故宫将八十只铁箱文物精品用轮船运往武汉,转长沙、贵阳、安顺,最后运往四川巴县,这是一路。 其次上海战事失利,南京故宫同仁抢运出文物16,000余箱,包括古物研究所和颐和园的,分别由水陆两路撤离。水路首先经由长江运到汉口,接着运往宜昌,抵达重庆南北两岸的仓库,后又西运乐山。陆运撤离的文物用火车载运北上,再转陇海路西行,运抵陜西宝鸡,又用卡车运往南郑、褒城,最后抵达峨嵋。抗战期间,故宫疏运到后方的文物因仍存放箱中,所以主要业务着重在维护,但其间仍展出五次,其中一次是前往苏联。   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另一根源,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延聘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长傅斯年兼主任,下设自然、人文、工艺三馆。次年李济接任筹备处主任。二十六年(1937)十一月,中博筹备处的文物箱件也水运西迁,首先运抵重庆。二十八年(1939)以后,又分别运往昆明、乐山,最后运抵四川南溪。战乱中,中博筹备处仍进行对川康民族、旧式手工业、西北史地、彭山汉墓等考察和发掘的工作,成绩卓著。  民国三十四年(1945)八月,日本投降;故宫先后将巴县、峨嵋、乐山三地的文物集中到重庆,然后再运抵南京。中博筹备处的文物也全部运回南京,政府将古物陈列所撤销,该所南迁的文物拨交中博筹备处。  三十七年(1948)秋,国共战争形势逆转,故宫和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博筹备处决定挑选文物精品运往台湾。该年年底,第一批文物箱件由海军载运驶离南京,抵达基隆。次年,第二批文物由商船,第三批箱件仍由海军载运。故宫运台文物共2,972箱,只是北平南迁箱件(13,491箱)的百分之二十二,但颇多精品。中博筹备处运台的有852箱,也多是精品。   运台图书文物,政府成立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联管处将文物迁往台中县雾峰乡北沟新建的山边库房存放,又开凿防空山洞。联管处时期,进行对文物的抽查、清点;接着从事整理编目,先后编印了多种书籍,并有小型陈列室对外开放参观。其间也曾   由于北沟场地有限,交通不便,无法发挥博物馆应有的功能,因而决定迁建新馆;院址选定在台北近郊的外双溪。五十四年(1965)新馆兴建完成,行政院颁布「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临时组织条例规程」,任命蒋复璁为院长。新馆馆舍定名为「中山博物院」,以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  故宫迁来台北之后,陆续扩建数次,陈列空间逐渐扩大。五十七年(1968),又将图书文献从书画组中划分出来,使典藏文物单位由原来的古物、书画两组扩编为器物、书画、图书文献三处。五十九年(1970),又在文献处之下增设图书馆。其业务略举大端:如对文物重新点检、整理,详细登录;并且与其它机构进行合作交流。如六十年起协助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增设中国艺术史组,这是台大艺术史研究所的前身。该组作育出许多艺术史研究人才,部分并在故宫任职。六十七年(1978),与国史馆合作校注《清史稿》,后由国史馆整理增订出版为《清史稿校注》。故宫也展开编辑和研究的工作,先后出版了多种期刊、专书、目录,以及书画、器物、善本古籍、清代文献等书册和裱装画轴、手卷等。故宫积极选派人员出国培训、考察,及参与国际学术性活动。主办数次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如五十九年(1970)的「中国古画讨论会」;挑选精品出国参展,在日本大阪的「万国博览会」和韩国汉城的「中国展览会」,均大获佳评。 挑选精品前往美国,先后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等五处展出,先后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等五处展出,也参加过纽约「世界博览会」。   蒋复璁任职十七年余,至民国七十二年(1983)因病请辞,国民党党史会主委秦孝仪接任院长。七十三年(1984),故宫新建行政大楼启用,器物、书画与图书文献三处的文物大都移至新大楼地下两层的库房存放。正馆陈列室加大,并作整体性的更新设计。库房和展览场所都 建立恒温、恒湿、防火、防潮、防震的措施以及二十四小时防盗的安全监控系统。七十四年(1985),故宫举办六十周年院庆,并举行学术演讲和讨论会。七十六年(1987),故宫正式成为行政院部会级的一级机关。此期间故宫接受「摩耶精舍」之捐赠,成立张大千先生纪念馆;并且营建「至善园」,八十五年(1996)新建图书文献馆落成。   故宫除延续以往的部分出版计划之外,并陆续出版许多新的集刊、丛刊、专集、丛书、特展目录等。如将原《故宫简讯》改为深入浅出通俗性的《故宫文物月刊》;《故宫季刊》更名为《故宫学术季刊》,以强调其学术性。又如编辑《海外遗珍》,与台湾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出版《故宫书画图录》、《故宫藏画大系》及《清代台湾文献丛编》等。   七十八年(1989)七月,故宫开始进行文物总清点,到民国八十年(1991)五月结束;同年举办的「中国艺术文物讨论会」,更为盛事。   民国八十年以后,故宫挑选文物出国展览。例如,是年美国华府的「探险时代的艺术」大展、八十五年至八十六年(1996~1997)美国的「中华瑰宝」巡回展览、八十七年(1998)法国巴黎的「帝国的回忆」展览。八十二年(1993),故宫开始与民间团体合作,借展西洋 美术。例如,是年的「莫内及印象派画作」特展;八十四年(1995)的「罗浮宫博物馆珍藏名画」特展;八十七年(1998)的「毕加索的世界」特展。八十八年(1999)开始,借展大陆文物。例如,是年的「三星堆传奇」特展;以及配合故宫「汉代文物大展」而商借的「马王堆汉墓」和「南越王墓」的文物展览。    八十九年(2000)五月,中央研究院院士杜正胜接任院长,以去政治化,回归艺术文化本质经营国立故宫博物院,揭橥本土、中华与世界兼具的多元文化观,注重美的普世性,本乎人性,成就人文,不以国家民族之荣耀为限。一年来他积极推动学术研究,举办定期小型研讨会,配合展览推出学术讨论会,如「文学与美术学术讨论会」、「清代档案与台湾史研究讨论会」等,并邀请国内外学者专题演讲。要求展览深入浅出,以收教育之功效,举办「展前说明会」,邀请院内同仁、志工与中小学教师提出看法与建议。   为解决本院长期存在的参观动线混乱、馆外人车杂沓等问题,考虑台湾特殊地质条件下的防震设施,强调以科技方法维护文物,以及本院未来更长远的发展,规划「故宫新世纪」建设计划,提报行政院,分为五个子计划,针对展览空间,馆外交通,文物维护及分院之发展设立,勾勒本院二十一世纪发展的蓝图。   本院在新政府团队中这一年来完成了两项关系本院未来发展的基础架构,一是大幅修订「国立故宫博物院专业人员新进及升等审议作业要点」,以期人事透明,公开、公正、公平;其次推动「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物艺术发展基金收支管理及运用办法」完成立法,成立基金委员会及其工作组织,并推出「故宫之友」与故宫认同卡等,引入企业经营的理念与工作方式。   此外还有《故宫学术季刊》改版,英文双月刊改为半年刊,强化出版业务;在落实本土化与国际化展览方面,如「李梅树百年纪念特展」及「魔幻‧达利特展」等,期望故宫与本土民众结合,但又拉近与世界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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