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头条 
雅昌拍卖图录 
“叠合”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
8.0
展览时间：
2022-10-20 - 2022-11-20
展览城市：
宁波
展览机构：
尚林美术馆
展览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白沙路街道文蔚路521号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尚林美术馆
语言多样与价值趋同
“叠合——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述评
策展人|王端廷
如果让我们用几个关键词描述中国当代艺术的特征，“多元”和“混合”这两个词一定用得上。然而，中国当代艺术为什么会出现“多元”和“混合”的特征呢？这些特征的具体表现又是怎样的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亦即公元1872年6月20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给同治皇帝上呈了一个名叫《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的奏折，其中这样写道：“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李鸿章上此奏折的历史背景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满清朝廷领教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于是产生“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想法，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这就是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正当洋务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内阁大学士宋晋于同治十年十二月十四日（1872年1月23日）上奏，以花费太多为由，要求停止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业务。李鸿章于是上奏朝廷，从世界大势着眼，痛陈利害，反对停止造船业务。加之曾国藩、左宗棠和沈葆桢等开明派大臣的支持，李鸿章的奏折得到了同治皇帝的赞同，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业务得以继续。
李鸿章提交该奏折的缘起及其全文大多数人并不悉知，但其中“三千年大变局”一语却流传至今，成为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变革的精辟概述。
何为“三千年大变局”？这就是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对中国古老农业文明的冲击以及中国人对这种外来文明抵抗与接纳相交织的复杂局面。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受到北方各游牧民族的入侵，其中元朝和清朝甚至是蒙古族和满族推翻了汉族统治政权，征服了汉民族，建立了异族统治政权，但即使如此，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没有改变，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文化结构也没有根本的变化。众所周知，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与中国农业文明的正面碰撞始于1840年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此后，中国所发生的各种战争、革命和运动几乎都以中西两种文明之间的较量为背景。自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也就是西方工业文明“舶来”华夏之后，农耕文明单向度和线性化历史发展路线开始崩塌，中国进入到一个古今交叠、中西融合的文明状态。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更是极大地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中国文化从来没有像最近几十年这样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在我看来，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巨变，无论是时间纬度上所谓的“传统的现代化”，还是空间维度上所谓的“本土的西方化”，究其本质，都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这种转化远远未到完成时，而仍然处在进行时，并且可能长期处于进行状态，因为文明的转化不仅涉及器物层面，还涉及到制度和观念各个层面。器物层面的改变是容易的——今天中国人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全部采用了西方科技成果，甚至我们也全盘学习西方现代数理化生等各门科学知识。然而，制度和观念层面的转变是困难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只能接受西方的物质文明成果，而坚决抗拒和反对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我们本应知道，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成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西方人凭借人本主义世界观、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和科学手段创造出来的。这种将物质与精神割裂开来并且只取其物质舍其精神的做法所导致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直接结果是，在科学技术方面，我们只会制造，而不能创造。改变这一状况，让中国成为一个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具有创造力的国家，将是我们未来奋斗的目标。
为了学习西方现代先进工业文明，拉近中国与世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距离，留学成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重要选择。自1872年至1875年清朝官派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即“留美幼童”之后，中国人海外留学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民国时期，第二次是改革开放至今，尽管这几年有疫情阻隔，丝毫没有减弱这波留学潮的热度。欧美和日本等先进国家是中国人留学的主要目的地。一百多年来，大量归国留学生成为我国科技、教育和艺术等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人是社会动物，更是观念动物。每个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受其观念支配，而观念的塑造则受信息渠道、认知层次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影响；有的人随着知识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会与时俱进、不断改变自己的观念；有的人无论年龄如何增长、生活如何改变，其观念都一成不变；有些人一生走遍了世界，却永远也走不出自己的观念；有的人是观念的主人，有的人是观念的囚徒。尽管生活在同一时空中，今天的中国人并不都是当代人，依照各自信奉的观念，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有些人生活在现代，有些人生活在古代；即使是在互联网世界，观念的屏障仍然将人们限定在不同的层级。事实上，观念的改变比社会的地位的跨越更加困难，而阶层的固化则在一定程度上根源于观念的僵化。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在我看来，“观念决定命运”。
艺术是社会的镜子，中国社会的种种现象都会完整地反映在当今中国艺术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对于中国艺术界，人们有各个各样的区分标准，譬如有体制内艺术和体制外艺术的分野，有学院艺术和非学院艺术的划分，还有当代艺术和传统艺术的区别。这些艺术类型划分的根据，既有艺术艺术家身份方面的因素，也有艺术本体即艺术手段方面的因素，更有价值观方面的原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在同一类型的艺术中，每个艺术家的创作也存在着差异；尤其是在当代艺术界，艺术语言的丰富和创作题材的多样更是史无前例。毫无疑问，中国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丰富多彩、如此令人眼花缭乱，中国艺术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离传统如此遥远、离世界如此接近。
为了展现中国当代艺术多元和融合的崭新现象，我们邀请丁设、管怀宾、李迪、李天元、刘旭光、梅法钗、孟禄丁、谭平、唐承华和王国锋等10位知名艺术家于2022年10月20日至11月20日在宁波大学尚林美术馆举办“叠合——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这个展览既显示出各位参展在艺术语言方面的多样性，又展示出参展者在价值观方面的趋同性。
在艺术家及其参展作品的选择上，该展览具有如下特点：
从艺术主体亦即艺术家的身份方面看：第一、这个展览的参展者大多是60后艺术家，他们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当代艺术进程的亲历者，其中还有八五美术运动的参与者。第二、参展艺术家大多有海外留学经历，尤其以从日本和德国留学归来的艺术家为多。第三、参展艺术家大多兼有艺术院校教授身份，在中国当代学院艺术教育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
从艺术本体方面看：第一、这些艺术家大多掌握了多种艺术语言和创作手段并经历过不同艺术创作时期，甚至同时采用多种艺术手段进行创作，他们的艺术大多具有形式主义观念化和观念主义形式化的特征。第二、从作品的内容看，纯社会学主题和题材的作品较少，侧重于艺术本体研究和人性内涵表达的作品较多。第三、这次展览的作品有绘画、摄影、影像和装置，但主要是绘画作品，尤其以抽象作品比例较高。
为了让观众更好地了解参展艺术家，更深入地理解他们的参展作品，这里分别对他们的创作情况做一简要介绍。
谭平、孟禄丁和李迪都是20世纪80年代中央美术学院本科毕业生，90年代又都曾赴德国留学，德国留学经历无疑对他们今天的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我们知道德国是哲学大国，德国人有着深沉而理性的性格，德国的诗歌和音乐有着恢弘的气势和崇高的精神；在现代艺术上，德国既是激情澎湃的表现主义的故乡，又是一丝不苟的包豪斯建筑和设计艺术的发源地。经受过德国艺术教育冰与火的淬炼，这三位艺术家都有着丰富多样的艺术面貌和不懈探索的精神，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能听到德国艺术精神的回音。
刘旭光、管怀宾、唐承华和梅法钗都是留日归国艺术家，他们的艺术手段和创作题材几乎完全不同，但似乎都具有日本艺术那种沉静、含蓄和朴素的气质。显而易见的是，日本现代物派艺术和日本传统的侘寂、物哀和幽玄美学或多或少对他们的创作方法和艺术趣味带来了较大影响。在我看来，艺术是艺术家人生的总和，其中艺术语言的掌握往往来自艺术家接受的专业训练即受教育的经历，而艺术观念的形成则取决于艺术家人生阅历、境界和格局。然而，对于海归艺术家来说，留学经历会对他们艺术创作的方法论和价值观两个方面都会带来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李天元、王国锋和丁设虽然没有海外留学经历，但他们的创作都体现了鲜明当代艺术精神，且各自具有独特的艺术面貌。
受展览空间、经费和其他各种因素限制，“叠合——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并不能反映中国当代艺术的全貌，它只是中国当代艺术一个小小的切片。也许，在激进主义者眼里，这个展览的品格稍显温和，甚至堪称优雅。但是，该展览的多样化却是包括这些参展艺术家在内几代艺术家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争取来的。回想并对比一下改革开放前中国艺术的单一化局面，我们就能感到四十多年中国艺术沧海桑田和天翻地覆的巨变。
参展艺术家对艺术本体的坚守不仅是对艺术尊严的维护，也是对人类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捍卫。无论如何，我们相信这样的精神追求是艺术永恒的价值。
“叠合——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述评
策展人|王端廷
如果让我们用几个关键词描述中国当代艺术的特征，“多元”和“混合”这两个词一定用得上。然而，中国当代艺术为什么会出现“多元”和“混合”的特征呢？这些特征的具体表现又是怎样的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亦即公元1872年6月20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给同治皇帝上呈了一个名叫《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的奏折，其中这样写道：“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李鸿章上此奏折的历史背景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满清朝廷领教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于是产生“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想法，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这就是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正当洋务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内阁大学士宋晋于同治十年十二月十四日（1872年1月23日）上奏，以花费太多为由，要求停止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业务。李鸿章于是上奏朝廷，从世界大势着眼，痛陈利害，反对停止造船业务。加之曾国藩、左宗棠和沈葆桢等开明派大臣的支持，李鸿章的奏折得到了同治皇帝的赞同，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业务得以继续。
李鸿章提交该奏折的缘起及其全文大多数人并不悉知，但其中“三千年大变局”一语却流传至今，成为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变革的精辟概述。
何为“三千年大变局”？这就是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对中国古老农业文明的冲击以及中国人对这种外来文明抵抗与接纳相交织的复杂局面。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受到北方各游牧民族的入侵，其中元朝和清朝甚至是蒙古族和满族推翻了汉族统治政权，征服了汉民族，建立了异族统治政权，但即使如此，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没有改变，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文化结构也没有根本的变化。众所周知，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与中国农业文明的正面碰撞始于1840年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此后，中国所发生的各种战争、革命和运动几乎都以中西两种文明之间的较量为背景。自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也就是西方工业文明“舶来”华夏之后，农耕文明单向度和线性化历史发展路线开始崩塌，中国进入到一个古今交叠、中西融合的文明状态。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更是极大地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中国文化从来没有像最近几十年这样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在我看来，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巨变，无论是时间纬度上所谓的“传统的现代化”，还是空间维度上所谓的“本土的西方化”，究其本质，都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这种转化远远未到完成时，而仍然处在进行时，并且可能长期处于进行状态，因为文明的转化不仅涉及器物层面，还涉及到制度和观念各个层面。器物层面的改变是容易的——今天中国人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全部采用了西方科技成果，甚至我们也全盘学习西方现代数理化生等各门科学知识。然而，制度和观念层面的转变是困难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只能接受西方的物质文明成果，而坚决抗拒和反对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我们本应知道，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成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西方人凭借人本主义世界观、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和科学手段创造出来的。这种将物质与精神割裂开来并且只取其物质舍其精神的做法所导致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直接结果是，在科学技术方面，我们只会制造，而不能创造。改变这一状况，让中国成为一个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具有创造力的国家，将是我们未来奋斗的目标。
为了学习西方现代先进工业文明，拉近中国与世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距离，留学成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重要选择。自1872年至1875年清朝官派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即“留美幼童”之后，中国人海外留学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民国时期，第二次是改革开放至今，尽管这几年有疫情阻隔，丝毫没有减弱这波留学潮的热度。欧美和日本等先进国家是中国人留学的主要目的地。一百多年来，大量归国留学生成为我国科技、教育和艺术等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人是社会动物，更是观念动物。每个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受其观念支配，而观念的塑造则受信息渠道、认知层次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影响；有的人随着知识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会与时俱进、不断改变自己的观念；有的人无论年龄如何增长、生活如何改变，其观念都一成不变；有些人一生走遍了世界，却永远也走不出自己的观念；有的人是观念的主人，有的人是观念的囚徒。尽管生活在同一时空中，今天的中国人并不都是当代人，依照各自信奉的观念，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有些人生活在现代，有些人生活在古代；即使是在互联网世界，观念的屏障仍然将人们限定在不同的层级。事实上，观念的改变比社会的地位的跨越更加困难，而阶层的固化则在一定程度上根源于观念的僵化。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在我看来，“观念决定命运”。
艺术是社会的镜子，中国社会的种种现象都会完整地反映在当今中国艺术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对于中国艺术界，人们有各个各样的区分标准，譬如有体制内艺术和体制外艺术的分野，有学院艺术和非学院艺术的划分，还有当代艺术和传统艺术的区别。这些艺术类型划分的根据，既有艺术艺术家身份方面的因素，也有艺术本体即艺术手段方面的因素，更有价值观方面的原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在同一类型的艺术中，每个艺术家的创作也存在着差异；尤其是在当代艺术界，艺术语言的丰富和创作题材的多样更是史无前例。毫无疑问，中国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丰富多彩、如此令人眼花缭乱，中国艺术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离传统如此遥远、离世界如此接近。
为了展现中国当代艺术多元和融合的崭新现象，我们邀请丁设、管怀宾、李迪、李天元、刘旭光、梅法钗、孟禄丁、谭平、唐承华和王国锋等10位知名艺术家于2022年10月20日至11月20日在宁波大学尚林美术馆举办“叠合——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这个展览既显示出各位参展在艺术语言方面的多样性，又展示出参展者在价值观方面的趋同性。
在艺术家及其参展作品的选择上，该展览具有如下特点：
从艺术主体亦即艺术家的身份方面看：第一、这个展览的参展者大多是60后艺术家，他们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当代艺术进程的亲历者，其中还有八五美术运动的参与者。第二、参展艺术家大多有海外留学经历，尤其以从日本和德国留学归来的艺术家为多。第三、参展艺术家大多兼有艺术院校教授身份，在中国当代学院艺术教育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
从艺术本体方面看：第一、这些艺术家大多掌握了多种艺术语言和创作手段并经历过不同艺术创作时期，甚至同时采用多种艺术手段进行创作，他们的艺术大多具有形式主义观念化和观念主义形式化的特征。第二、从作品的内容看，纯社会学主题和题材的作品较少，侧重于艺术本体研究和人性内涵表达的作品较多。第三、这次展览的作品有绘画、摄影、影像和装置，但主要是绘画作品，尤其以抽象作品比例较高。
为了让观众更好地了解参展艺术家，更深入地理解他们的参展作品，这里分别对他们的创作情况做一简要介绍。
谭平、孟禄丁和李迪都是20世纪80年代中央美术学院本科毕业生，90年代又都曾赴德国留学，德国留学经历无疑对他们今天的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我们知道德国是哲学大国，德国人有着深沉而理性的性格，德国的诗歌和音乐有着恢弘的气势和崇高的精神；在现代艺术上，德国既是激情澎湃的表现主义的故乡，又是一丝不苟的包豪斯建筑和设计艺术的发源地。经受过德国艺术教育冰与火的淬炼，这三位艺术家都有着丰富多样的艺术面貌和不懈探索的精神，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能听到德国艺术精神的回音。
刘旭光、管怀宾、唐承华和梅法钗都是留日归国艺术家，他们的艺术手段和创作题材几乎完全不同，但似乎都具有日本艺术那种沉静、含蓄和朴素的气质。显而易见的是，日本现代物派艺术和日本传统的侘寂、物哀和幽玄美学或多或少对他们的创作方法和艺术趣味带来了较大影响。在我看来，艺术是艺术家人生的总和，其中艺术语言的掌握往往来自艺术家接受的专业训练即受教育的经历，而艺术观念的形成则取决于艺术家人生阅历、境界和格局。然而，对于海归艺术家来说，留学经历会对他们艺术创作的方法论和价值观两个方面都会带来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李天元、王国锋和丁设虽然没有海外留学经历，但他们的创作都体现了鲜明当代艺术精神，且各自具有独特的艺术面貌。
受展览空间、经费和其他各种因素限制，“叠合——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并不能反映中国当代艺术的全貌，它只是中国当代艺术一个小小的切片。也许，在激进主义者眼里，这个展览的品格稍显温和，甚至堪称优雅。但是，该展览的多样化却是包括这些参展艺术家在内几代艺术家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争取来的。回想并对比一下改革开放前中国艺术的单一化局面，我们就能感到四十多年中国艺术沧海桑田和天翻地覆的巨变。
参展艺术家对艺术本体的坚守不仅是对艺术尊严的维护，也是对人类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捍卫。无论如何，我们相信这样的精神追求是艺术永恒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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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
王端廷
展览备注
参展艺术家：丁设、梅法钗、孟禄丁、谭平、唐承华、王国锋、管怀宾、李迪、李天元、刘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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