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视界”
——多元文化背景中的陈源初

文：吴鸿

人在自然和社会中寻找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很本能的反应。这种本能追溯到人类的早期知识体系中，“时间”和“空间”两个概念实际上是人类确立自己所认知到的世界最重要的参照方式。随着人际间交往的频繁，所谓“种族”、“族群”、“阶层”、“国家”、“性别”、“文化”等标识，在人类的按照社会化发展的过程中，依次成为人类确立自我、认识他人及社会的身份参照系。

在广义上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史”阶段到来之前，世界的各个文明的发展虽然有其各自的逻辑和特点，但是对于“世界”结构的整体性看法，却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在“自然”和“社会”两个属性的层面上结构的清晰和稳定。进入人类近现代之后，首先在自然科学领域，随着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动摇了我们对于物质世界认识体系中最基本的两个因素——时间和空间的认识。在古典物理学中关于时间的线性、均匀性、不可分割性、不可逆性；以及关于空间的三维式延展的稳定性，等等，这些传统“世界观”的基础，在现代物理学的挑战下，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动摇。实际上，在古典物理学中关于时间的线性特征必然会涉及到它的起点和终点；空间的三维性也必然会涉及到它的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上的边界。如果按照这种简单的逻辑方式追问下去，也能引发起这种世界观的其内在的矛盾性。比如两千多年前，屈原在《天问》开头部分的两句发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就已经将这种矛盾性揭示出来了。实际上，类似的疑问在各种文明中文明都可以发现类似于这种“天问”式的问题提出方式，但是它们在现代物理学阶段到来之前，只能作为一种“奇奇谈怪论”而不能占据知识主流。由此我们知道，对于超稳定的世界结构的表述，不仅仅涉及“物理”，还事关“人伦”，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在建立在现代工业水平基础之上的现代交通体系出现之前，世界范围内的人际间的交流是缓慢和局部的。在一个局部的空间范围内所产生的自足性的社会特征需要在结构上表现出它的层次性和稳定性。可以这么说，在人类“现代史”到来之前，我们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参照系都是在一种被“设定”的知识结构中所展开的。

作为“现代史”的人类社会临近之后，现代物理学对于世界结构稳定性的挑战，已经世界范围内人际间交往、流动的频繁，使我们的世界观的社会观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如果我们把这种关于世界的宏大叙事性的背景与一个具体的个体结合起来的时候，有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陈源初或许是一个这样的样本。

与近年来频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的“海归”艺术家不同的是，陈源初的经历是有异于大多数有着海外经历的艺术家所共有的“文革之后接受大学教育，上个世界八十年代末出国，近年又回国”这么一种人生逻辑的。在后者的经历中，文革中的社会经历和文革后的在国内所接受的高等教育的过程，已经奠定了一些基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基础，即使后来在海外的求学和求生的经历必然部分改变了他们的价值判断，但是一些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因素是很难改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年龄、所前往的国家、具体从事的艺术形式不同，甚至是他们的价值观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一个所谓的“华人艺术家”，或者更进一步强调“文革后出国的华人艺术家”的特征还是可以从某个具体的个体身上辨认出来的。而陈源初不同的是，他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已经离开大陆，在香港和美国工作、求学和生活。另外，由于家庭的变故，他有过一段主持家族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工作的经历。凡此种种，形成了陈源初的学习和生活经历的独特性。首先，他经历不同于世界观和价值观已经被所在国同化的第二代移民，因为他的知识经验的起源点还是在中国；其次，他更不同于那些已经在国内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之后的文革后移民。

我们着重谈一下后一点。众所周知，在文革的专业美术院校的专业教育中，虽然有一些不同程度的改革的尝试，但是，在艺术教育体系中占据主流地位的仍然是苏式的传统。除却所谓美学体系不谈，苏派造型理论的世界观基础是：世界是客观地、稳定着存在的，表现者的任务是应用“科学”的表现方法描绘出那个“客观存在”，从而达到所谓“真善美”的统一。这不再仅仅是一个艺术方法的问题，而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了。以这种世界观作为自己知识体系的基础，往往会形成那种相信“找到某种‘科学’的理论之后，会成为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各种问题的终极方法”。另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接受高等艺术专业教育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经受过那个时期的时代精神的熏陶，那就是怀疑、解构、革命成为了目的本身。那么在上述的苏派艺术教育体系本身所内涵的超稳定的世界观基础，加上简单革命主义的价值观之后，所产生出来的“进步论”的艺术观，必然导致一种矛盾的艺术方法论。这就是，抛弃一种落后的艺术体系之后，“新”的、更为“科学”的艺术体系肯定是先进的，不容怀疑的。它实际上是一种超稳定结构代替另一种超稳定解构。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至今所表现出来的诸多问题，我想都是源自于这个根本点。

那么，陈源初所不同于那些文革以后在国内接受过系统的专业艺术教育，并经受过“八五新潮”的时代大潮之后出国的海外艺术家的主要特点是，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成型期正好处于他在中国大陆、香港、美国这三个地方流动的过程中；而且，他在美国接受艺术教育的时期，美国文化已经度过了狂飙突进的艺术革命阶段，而处于一种共时性的不同文化，已经同一种文化历时性的后现代“修复期”。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在总结陈源初的艺术创作特征的时候，首先在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阶段中，因为其所身处的地域环境的变化，而带来的总体价值观的多元性。这种多元价值观的形成，甚至与他曾经参与过企业管理的经历也十分密切。因为不同的社会经历环境必然会导致不同的社会价值判断基础。那么，与此相关的是，在他的作品中通过各种形象的多次重叠、组合，揭示出了这个世界中各种内在的矛盾性：时间和空间的矛盾性、社会政治的矛盾性、文化的矛盾性、科学技术的矛盾性，乃至于人性之中的矛盾性……

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他作品的表达过程中，各种形象、符号的重叠、显隐并非是出于一种风格化的追求，而是与他在揭示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的结构过程中，根据其本身的意义象征性而自然流露出来的。也就是说，并非艺术家去寻找形象，而是“形象”本身按照其意义的需要浮现在艺术家所表达的意义系统中。依据这个逻辑，各种“现实的”与“想象的”、“具象的”与“抽象的”、“东方的”与“西方的”、“象征的”与“表现的”……种种形象元素仿佛引领我们进入了他的意义丛林之中。而在这个意义丛林之中，也并没有艺术家设定好的一条“逻辑之径”，一切都需要观者根据自己的经历与知识体系重新去编织、体验……

陈源初的独特经历决定了他的艺术创作是一个个案式的特例，同时，这个特例也无法具有可复制性，所以，我们也无从应用一种风格、流派的方式来定位他的创作整体面貌。但是，也正因为这种非标签化的个性化特征，使我们在日趋均质化的当代艺术大潮中能多一种“异样”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