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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00年,雅典广场上的木质看台坍塌,砸伤了一些人。痛定思痛的雅典人就在卫城的南坡上,用石头建造了一座剧场,献给酒神,就有了后来的酒神剧场。此后的两百年里,相同的剧院相继在希腊其他地方出现,也就是说人们观看表演的形式在那个时候就基本形成了。到了波澜壮阔的上世纪,美术馆和剧场开始交汇,人们依旧热爱观看,热爱表演,于是随着观看经验的拓展,经过历届文化运动,概念的互相征用与合作,舞台已经无处不在了。彼得·布鲁克把剧场从传统建筑中分离出来,声称任何空间都有资格用作剧场,马尔洛的文化之家又让剧场和美术馆互为引援,隐约可以画上一个等号。到了今天的艺术家,甚至不再呼唤剧场的名字,改叫俱乐部。
张鼎很早就表现出对俱乐部的兴趣。他的“控制俱乐部”源自一件他2013年作品的名字,“是由几十个音箱设备搭建成的一个巨大的塔状舞台,也是一个繁复的声音反馈装置,它自身发出的乐音会被再次采集,并以更高的频率播放出来,最终生成一种介于音乐与噪音之间的混合物”。这件巨大的声音装置先是参加了2013年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ON|OFF》,紧接着又阴魂不散的陆续参加了当年的里昂双年展;2014年上海《香格纳展库》;到了2016年控制俱乐部悍然的变成了一个由艺术家发起的“艺术厂牌”,在他的官方介绍里是这么写的:“聚集各领域艺术家、极客与音乐人,以空间、声音与巨型视觉声音装置的大型聚会”。于是在散落在各处的采访与媒体稿中,艺术家摇身变成了制作人,一个派对的组织者。
与之相比,金氏彻平的“⻘春粉丝俱乐部”是一个略显抒情的表达。据艺术家说是自己早年看演出的时候,只能在后排看到人潮汹涌的观众,而看不到演出者,于是这个私人经验被转换到他最重要的一组拼贴装置系列的创作当中去,并不厌其烦的延续到今天。于是不同于上一个俱乐部那么明火执仗,⻘春粉丝俱乐部是对个体经验的提炼,却同样汇聚了流行文化与当代艺术对社会现实的转译。金氏也在他的创作线索里呼唤表演,一方面是他在“白色释放”里引入同音乐人的合作,另一方面则是频繁的以舞台美术的形式出现在剧场当中。
这套机巧的身份游戏与命名策略在他们前一代的艺术家们身上则被称作为企业家。无论如何,在这个语境下的艺术家们早已不甘于像古代的创作者那样,那种身在暗处的孤胆英雄。在歌颂完上帝,奉承赞助人,娱乐君主和庆祝部族军事功绩后的艺术家们走向一种个人表达的同时,也逐渐从公共事务中剔除,并萎缩成一种个人消遣。所以这不仅仅是个名称转换的文字游戏,当国家使用市场机制来规范人们的观点和见解时,艺术家们就会反向的利用市场来暗度陈仓,身份政治就成了必然。企业家们想拥抱更大的世界,想要脱离私人生活的超验领域,在公共世界中获得更多的回响。制作人和舞美同样拥抱,却要换一身衣服和姿势以做区分。如果说前一代的艺术家们用“公司”之名模糊了作品和产品,模糊了高雅和大众文化之间,以及艺术和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那么“俱乐部”则少了几分对抗和戏谑,却保留了同等可观的煽动性和诱惑。俱乐部观察到了狂欢和娱乐的意义,在人们长久的生活模式之中深深的嵌入,所以俱乐部是习惯和风俗的产物,是思辨的也是实践的。公司,俱乐部还是工作室,这些名称,毋宁说口号和范式在一个制度性探究的脉络中维持着一臂之隔。历代的斗争总是意味深长,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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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鼎的新作品“电池”是由一组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按照同等比例尺寸,用硅胶翻制的大型装置。硅胶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生物的皮肤质感,于是在机械,金属,石料这些古典材料之后,张鼎在其语言线索里添置了新的词汇。与此前相比,这组作品更多了一些微妙的心里温度。在艺术家一贯躲闪和隐晦的描述中,电池又同观众进一步的走进了某个巨大的现实。当然张鼎从不限于旧日的波普,他从不平铺直叙,而是将其埋在一片精工细作里。观众需要透过一层层艺术家对材料的应用,对物质超额的投入,在一系列复杂的现场调度之中察觉到一丝异样。如同德昆⻄和考克托都曾激烈的把文学比做凶杀,到了莱里斯那里就变成了斗牛。他说尽管对艺术家而言并不存在斗牛士所要面对的真正的死亡威胁,但是可以“将一只牛⻆的阴影引入文学”,引入一种正面意义上的危险与张力。那么今天的艺术家就是处在一种矛盾张力之中,一边是无限回荡的敏感性,一边是精准评估这样敏感的能力。
相比之下,金氏对现成品和材料的使用,或者说对那个坚实的现实有着更为积极的回应。他的新作沿用了⻘春粉丝俱乐部的造型以及语言,而这样的选择并不是偶然的。不同的社会环境自然让两位艺术家在策略上有着不同的选择。而在更为宽广的文化意义里,他们又身处同一战线,至少在地域的划分里,他们同样与⻄方的关系敌我难辨;在一个激荡又迟疑的历史转变期,向着技术应用,向着新型的资本主义,消费和文化产业的世界。 ...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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